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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小人物身上的神性以及生命本身的强与弱

《我不是药神》:小人物身上的神性以及生命本身的强与弱

作者: 阿栈 | 来源:发表于2018-07-12 21:19 被阅读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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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开场,便大张旗鼓地用各层细节叙事向观众呈现出一个社会底层典型loser形象:事业上一蹶不振,做着印度神油的庸俗买卖,但店铺租费已经交不上去,时时刻刻躲着催债的房东;家庭上与妻子离异,关系完全破碎,冷漠固执,并在离异前还有打骂妻子的经历,但对儿子好,可惜穷困潦倒得养不活儿子,还有生病的父亲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为人上,也实在不是传统意义上老实善良的人,有商人的精明和油滑,有小市民的投机取巧和贪吃懒做,有中年离异男人的油腻感和追逐金钱贪图暴利的求利心。

这是程勇在初始阶段的人物设置,他不是一个初见会使人感到亲切或者友善的人,相反还可能会因为其前期邋遢混世的潦倒样子和稍后财大气粗的老大架势让人反感和嫌恶。

但这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市井之民,却在后期转变成一位真正使人肃然起敬使人热泪盈眶的“药神”,这种结构上的先抑后扬,既是影片在追求戏剧冲突以及节奏快感所需,更是在营造人物丰富度上对人性神性进行思考的折射。

电影名字“我不是药神”,即在述说着一个可以说是艺术母题的价值观念:小人物身上的神性显现。影片主人公程勇不是一个药神,不管是前期以求利为主的卖药大哥,还是后期自己倒贴钱买药救人的救世之主,程勇都在一再强调自己不是神,只是一个平凡之人在尽自己一点微薄之力救助可以救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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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泪流满面,很大原因是为了程勇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崇高性,这种崇高性启示着这个冷漠世界存在的温暖美好,启示着人性深处所存在的正义感与无私性,在被冰冷残酷的人世之恶、耸人听闻的新闻事件、荒诞离奇的世情百态暴击一番之后,再回头看见这样一个从前脾气差人品差一无所长的油滑小市民程勇,却完全是为了一群很多素未谋面的陌生病人们勇敢无惧地站在被告席上,真诚地说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怎能不令人动容?

他值得所有病人们站在道路两旁为他凝目送行。

而电影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其具有现实原型。这也是这部影片除了现实题材原因之外,能够受到如此大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敏感题材、现实原型、贫穷与生命的较量、法律与人情的权衡、公正与道德的矛盾,电影将这些紧紧触动人们心扉的元素集结于一体,并在现实与戏剧之间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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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身上具有的神性,在俄国文学里是一个很广泛的主题。如作家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在其作品里刻画过底层人物所能够具有的崇高思想。这种崇高因其所处的卑劣环境,更显得珍贵和令人感动。

人性里的高贵其实与其所处的环境和阶层都没有绝对的联系,在影片开始最不具神性的程勇,最后转变为俨然如神般高尚的程勇,这种转变既是对人性最美的赞歌。

程勇显著的转变在影片前后都有比较鲜明的细节对比:在刚开始与几个同伙人相处时,程勇很清楚自己是这些人的救命神,他叫嚣着全是自己拼死拼活地把药从印度带过来,所以吕受益这些人全都得好好感谢自己,这都是很当然的事情。

所以他会对思慧起歹心,所以他有意无意总是摆出一种老大的架势,也会在散伙饭时觉得他们都应该好好感谢自己然后利索离开,这些在程勇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

此时的程勇是从一个普通人的思维考虑,从利害衡量事不关己的视野里对待这些病与药,他对自己的施惠有明确的认知,对自己谋利的意图也不加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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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开始于与吕受益的再次遇见。第二次相遇吕受益已经病入膏肓,程勇也不再是当初贫困潦倒的底层市民,他成为了真正的老板。

此刻他们的相逢是无限心酸的。当初是吕受益找到他给他提供了一线商机,说实话没有吕受益,程勇陷在当年的困境里根本不知怎么翻身。

如今吕受益在病床上呻吟哀嚎的声音令程勇心痛,也唤起程勇内心深处的真正良知与善意。

再次施惠的程勇不再将自己高高挂起,也不再时时刻刻觉得自己是在施惠,而是将其作为自己似乎应该要做的事情,应当要承受的责任。在神性出现之后反而却谦逊地低下了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与人玫瑰而不奢求自己手有余香,只一心希望玫瑰能给人带去平安与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神性吧。就如《肖申克的救赎》中,在所有人感谢肖申克时,他却痛哭着说自己明明可以救更多人的。

所以在影片开始时,程勇强迫围在他身边的病人们把口罩拉下,病人们无可奈何地拉下口罩,就像是为了祈求施舍而不得不做的屈膝礼。而在影片结尾,众人不约而同地拉下口罩,则是为了表达他们对他们的神的从内心而发的仰慕与尊崇,是超越了感谢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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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材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涉及医药的现实问题。昂贵的正版药与廉价但药效相同的仿制药,大量病患选择了仿制药,但也不得不牵扯到法律的问题,正版药物知识产权与世情道德难以明辨的矛盾困境。

这个题材触到很多人的痛点:明明自己的病可以有医治的药,却因为买不起而需要被迫面临死亡。

但正版药制定的价格又因为其背后开发制药漫长流程和工艺等等因素而具有其不得不为之的合理性。这种矛盾并不是用是非分明的二元对立可以进行简化处理的。在电影里,显然对于制药一方的描述不够客观,而将道德重心偏向程勇这一边,这应该是为了戏剧效果。

而在现实处境里,其实不管对于制药方来说,还是对于购买仿制药的病人们来说,他们的立场都是难以对方作为驳斥对象进行辩论的,双方均有理。

最后影片的结局处理就是避开了矛盾双方而使第三方介入:格列宁药物进入医保,价格降低,病人们得以负担。这也正是现行政策的解决方案。

影片里没有回避死亡,五人的治愈小分队,两人死亡。好人死亡的情节总是悲痛的,但只有悲痛才能更引起观者的思考。电影里老奶奶说,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对于病人们而言,程勇就是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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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影片里张长林所言: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一种病:穷病。终极矛盾还是因为没钱买药。电影后段程勇开始帮助病人,包括现实原型陆勇的帮助,都在于他们本身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对病人施与真正的帮助了。但说着这话又实在没有很大的意义,理想世界没来到之前,穷人总是存在的,那么所有的帮助,都是值得而且强烈需要的。

帅到出戏的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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