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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历史说“不”

  • 作者: 柳拂桥
  • 来源: 美文網
  • 发表于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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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驻水边,还嬉戏玩耍,对水之来龙去脉,一直不甚了了。后来有一天,登高眺远,始知大江茫茫去不还。历史与长河也仿佛,靠得很近,看不真切。很偶然的时机一目了然,只缘身在此山中。

      墙里开花墙外香,多情却被无情恼。常常不合常理的,却符合事实真相。比如,周非先生的《非议历史》,就另辟蹊径,给人别是一番滋味。

      历史很不能说。因为古往今来胜王败寇,盖棺定论,原是常理,用不着饶舌。即便“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还是《正气歌》里的秉笔直书的气概和风范。

      历史其实也很能一说。因为历史仅仅是过去的往事而已。而往事往往被强权掩盖,或者为认知能力所限。倘若理性一些,再倘若不拘泥于成见,以我观物,物皆著我色也。

      《非议历史》果真如此否?

      封面赫然是黑白二色,是否寓意着笔者所云之正动、逆动,还是阴阳两极?日月之变,生生不息。周先生不是按照惯例把时间依次码来,却以文化发展走向为脉络,条块结合,把华夏泱泱五千年的兴衰,分为载沉载浮的十个时代,且以隋唐之后的大宋为分水岭,以正动、逆动区分之,详略得当,新意迭出。

      最重要的当然是,全书有很多闪光的点,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形成一个缜密系统的体系。我很愿意就这部分说说。也许这是读者最愿意看到的。

      中国人的爱情早就出了问题。抟土造人的女娲,是因为与伏羲兄妹交合才生产出人类。嫦娥奔月,是不是与后羿的移情别恋有关联?在很多民间故事里面,爱情往往不伦不类,则是母系社会的痕迹。如牛郎织女、白娘子与许仙都是异类之恋,孟姜女哭倒长城,也是人间悲剧,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更惨了,梁祝化蝶说明神话都是人类诉求的曲折反映。在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是不是也有点不正常?

      中国没有独立之文人。在诸子百家时代,文人很是风光过。可他们总走学而优则仕的套路,孔夫子周游列国,何其惨也;屈原去国怀沙,自沉汨罗江。像风光一些的苏秦、张仪,也只是打工一族。文化人为了给自己谋出路,不做正经的学问,却种瓜得豆,演绎出一种智谋文化。这种文化的实质其实是学得屠龙术,卖于帝王家。“斗酒纵观廿四史;炉香静对十三经”,皓首穷经、博古通今的文化人即便如何出色,经天纬地,也只能给地痞流氓皇帝当打手。甚至还可能有兔死狗烹的下场。

      再说说几个历史人物和事件。如对焚书坑儒。他说,后世对此有两种误解:一是将“焚书坑儒”两件事情杂糅。焚书是李斯为统一思想,向始皇帝献的计谋;而坑儒只是坑的方士,他们欺骗始皇帝炼不死之药以求长生,事发后始皇愤怒而杀之。只是涉案方士仅460人。秦立博士宫,很看得起那些文人们,甚至为汉王朝所用。二是误解始皇帝不重视知识,焚书坑儒是一场文化浩劫。其实这种观点也失之偏颇。始皇帝焚书,也只是焚的不利于朝廷、反对大一统的言论思想。有关国家政权法令、历史、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还是大量保存下来。

      明君暴君原是一步之遥。说的是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的事迹一般比较清楚。还是说隋炀帝为主。隋与秦相似,多数以为朝代短命,而且还都有一个暴君。前面说过焚书坑儒,这里再说“暴君”杨广。周先生说:史书上记载杨广弑父奸母并不可信,因为那个史书是他的冤家对头唐人写的,不可能客观。杨广行二被册立太子,如果不是温良恭俭让,不可能得到父皇信任。而李世民杀死兄弟,逼退父亲,确是史实。还有关于开挖大运河和大建洛阳城的问题。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认识到,隋炀帝如此这般只是继承父业,也客观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谓炀帝为观赏琼花而劳民伤财,其实是小说家言,因为他没必要非得走水路不可。至于伐高丽的事,那和穷兵黩武的汉武帝相比,是小巫见大巫。

      杨氏父子和李氏父子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叛军之将,自立为王,很快就被子之辈逼退。只是李家很幸运,也接受了隋王朝盛极而衰的前车之鉴,所以成就了既汉以来的大唐盛世,事实上是隋唐盛世。

      宋王朝的黄袍情结造就文学艺术的复兴。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一个叛国之将,如果按照过去小说里面常说的一句话,那也是反臣贼子。他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上的,所以他一直担心这件黄袍被别人也加在身上。于是崇文抑武成了宋的基本国策。部队不是将军在带着,而是文人带兵成为惯例。所以,文人生在宋代一直是幸运的,不但可以建立功名,还可以过过带兵打仗的瘾。只是这样积弱积贫,最终防了家贼却不能抵御外寇,江山到底还是丢了。

      最后还得说说汉文化包容性的功过。

      汉文化的包容性是有目共睹的,如对于各种学术能够兼容并蓄,佛教那么厉害,最终还是妥协不少。在宋至清之间,汉民族曾经两度政权旁落,一次元,一次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胜利者总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可是在这段历史里,胜利者往往接受了很多失败者的东西,而这些并不是汉文化的精华。相反,元清两朝把自己的好东西还给丢了。第一是积极进取和尚武的英雄主义,清末的八旗子弟更是丢尽了他们老祖宗的脸。第二是集体决策的民主政治被落后的皇权所取代,回到汉族人家天下的格局中。这是否是历史的悖论呢!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为研究历史而研究的情形是不存在的,也毫无意义。人们总是把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兴趣和观念,像袈裟一样披在历史事实的身上。

      那么周非先生《重叙历史》三部曲之二——《非议历史》,又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角度、方法和结论呢,有多少是我们所期待的呢?

      该书如此自我介绍:用健康的心态和理性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历史按文化发展的脉络分为十个时代,揭示了“智谋文化”、和“大一统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两千多年历史发展,解决了三大问题:为什么中国会从“大汉”“盛唐”的辉煌灿烂走向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究竟是什么?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到底应该“复兴”什么?

      也许这就是周非先生传输给我们的其关于历史的新信息。

      如果说《拷问历史》是列举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做出不同凡响的个案分析,以期以点带面,辐射开去的话,那么《非议历史》则从时间脉络上一路走来,按照作者梳理出的十个时代,逐一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当然,这个历史是周非的历史,就像作者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他们当然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掘出属于自己、验证自己的历史。这是有理由的,也足以说服读者。

      把我们的文明史截成十个片段,每个切面都有一些特点,各个切面之间也有似是而非的关联,这比过去以朝代顺序,做平面描述和数据分析要不知高明几许。这种架构是全新的,叙述语言也颇似房龙的笔法,深入浅出,涉笔成趣。还因为作者是自然科学的班底,又多年来浸淫于哲学思维,故而,他总是能读出历史背后的东西。

      关于为什么叫《非议历史》,周先生如是说:第一,我笔名为非,议论历史,自然可以“非议”;第二,我的历史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就连整书的结构章法,也前不见古人,名之为“非”,不亦可乎!

      本文标题:对中国历史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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